ALEPH

夏天的时候，他教我如何打苍蝇，他一只手背在后背，另一只手懒散却灵活地在空中挥舞着，那种老式苍蝇拍像把打开到一半的檀香扇，裸露的竹片形成致命的边缘，他用这些竹片刺进尸体，然后将它们抖落在垃圾桶里。如果离得太远的苍蝇，他就不乐意过去打，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大半只屁股粘在躺椅上，最多身体朝附近的地方扭展一下，而我作为一个新手，则兴奋地在院子里不断跑动，但最后的战利品却连他的一半也没有。我们有时候会一起数打死的个数，有时候我会打到金龟子一样大小的金绿苍蝇，就兴奋地大叫起来，好像发现了考古遗迹，而那小苗条的赤豆苍蝇则不好意思拿出来炫耀。他笑呵呵地若无其事，我认为那是一种慈祥的傲慢。太阳照在院子墙壁上的那条明暗交界线慢慢移转，没有人发现，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天冷一点的时候，他就更不愿动了，因为连苍蝇也见不着了，他成天把手揣在棉衣口袋里，从前门晃到后面，从巷门间踱到天井，如果麻将搭子们忘了他，他就会跑去甜香公司买一点便宜的糖果蜜饯装在四只口袋里，见了我后，总是能从身上摸索出几块看起来粘乎乎的混杂着灰尘和纤维的花生绵白糖，作为一种特别的馈赠给我。

我们唯一一张在枇杷树下的单独合影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它神秘地消失在印着水迹和霉斑的玻璃台板下。

在所有人都以光速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他依旧还活着，就像一头静止的狮子。

我的舅舅在他35岁的时候死了，他的命就像我唯一次去医院看他时那天的烈日。从医院出来后，我一路低着头走，被母亲甩在身后，她似乎在责备我之前在病床前的表现，“你怕什么呀！他是你舅舅呀！你这小孩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阿？”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她的声音慢慢变成了一阵粘稠的风，吹散了我大部分感官，影子越来越模糊，我越走越慢，鼻子上滋出许多小细汗，下午三四点钟的乌鲁木齐路上空无一人，我谁也看不到，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只有心里在想，好大的太阳。

我的舅舅身体好的时候是个手里永远提着一瓶高粱酒的流氓，他住我家隔壁那条弄堂，但经常半夜从隔壁弄堂打架打到我家这条弄堂，中间隔着一个公交车站和几家饭店。每到这种情况发生，我母亲会像一只猫一样地忽然从床上坐起来，竖起耳朵听外面传来的械斗声，然后边喊是国庆呀是国庆呀，边麻利地穿上外套、罩裤、袜子、鞋子，冲出门去，我父亲无奈地紧随其后。两三分钟后，母亲捂着个青皮蛋眼回来呜呜地哭，父亲忙着帮她敷药，我知道英勇的母亲又出去挡架了。第二天一出门，门口那只路灯肯定已经被砸坏，有时已经换好新的了，有时就只有个灯罩。我试图沿着墙壁寻找地上的血迹，但它们一定是变成了那些果皮纸屑，被早起的清洁工人全部扫走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当天放学回家时，隔壁号头里传来哗啦哗啦的麻将声，我会侧身进去一探，发现舅舅正咪着高粱酒和老头老太打卫生麻将，一个奶奶说：“国庆阿，侬老酒么少切点，身体要切坏额。”

后来外婆托人帮他在上钢十厂挂了个工作，但从来不见他去好好上过班。暑假的某天，我在院子里对着一盆水玩着自己发明的自说自话游戏——拷酱油，我既演那个酱油铺老板，又演打酱油的顾客，奶奶去曹家渡看姐姐了，爷爷也出去兜麻将了。只听见巷门间笃笃笃传来皮鞋声，是舅舅，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一副神气的样子：“走！阿舅带侬荡马路起！” 我把伟大的酱油铺一扔就跟着他出去了。谁知，根本不是去轧马路，而是被骗去一起车小姑娘去的。那时弄堂口刚新开了一家小酒家，里面有一个漂亮的外来妹，下午店里没生意，舅舅要了杯茶，漂亮外来妹就坐下和他聊天，我听不懂他们在聊什么，只记得播放着靡靡之音的小店堂里摆着六七个铺着白桌布的小方桌，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只白色瓷花瓶，里面插了一朵丝绒假玫瑰。

长大后我才知道，舅舅是在女人的事情上吃过牌头的。但所有事情都敌不过那只捣蛋的胰腺。

舅舅在世的最后一天下午，他对着空荡荡的天花板忽然喊出一声“册那！臭球！”，外婆问他怎么了，他说：“喏，上面的电视机在放足球比赛呀。”后来外婆出去上厕所，回来时看到皮包骨头的舅舅晃晃悠悠地拄着拐杖站在楼梯口，侧身的管子全被拔了，外婆吓出一声冷汗，急忙跑上去抓出他问他这是要去哪儿？舅舅皱了皱眉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慢吞吞地说道：“姆妈，没事体，我就下去买包香烟。”

 

我刚刚从对英伦的出访中归来。鉴于对旅行的反感（这一点从未改变过），我从来都没想到过我能有幸漫步在伦敦街区，有幸站在史前巨石阵的巨石下。但是，这些都实现了。当然，我来回双程都是坐船越洋，因为我不坐飞机。

这是一次完全成功的旅行。穿越大洋时风平浪静，船上为我准备的食品应有尽有。英国人的友善也无可挑剔，虽然他们会对我五颜六色的衣服多瞟上几眼，还常常打听我的刀状领带是什么东西。特别令我感到愉快的是门撒（Mensa）国际的宣传主管史蒂夫•奥戴尔（Steve Odell）。门撒国际是一个由高智商的人组成的组织，它或多或少地赞助了我的这次访问。史蒂夫陪我四处游览，给我指点各处景观，使我免于坠人沟内或倒在车下。他还时刻保持着他所谓的“英国传统的端庄举止”。

他们所讲的话，绝大部分我都能领会，尽管英国人的谈话方式很有趣。但偶尔一次，有个女孩的话让我难以理解，我不得不请她说慢点儿。她对于我不能理解她的话，似乎觉得很好玩，虽然我理所当然地把这归因于她对语言掌握得不够完善。我对她说：“你，能懂我的意思。”

“我当然懂，”她说，“你讲得很慢，带着美国佬的滑稽（drool）。”

我先偷偷地抹了一把下巴，这才意识到这个可怜的人想说的词是“漫吞吞地说”（drawl）。

不过，我认为这次行程（其中包括3次讲演、3次招待会、无数次各种媒体的采访、在伦敦和伯明翰5个书店的5小时签名售书）中最不寻常的事，是我被任命为门撒国际的副主席。

受此殊荣，我认为自己当之无愧，因为我的智力众所周知。但在乘坐“伊丽沙白二世”号返航的5天里，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智力其实知之甚少。我料想我很聪明，但怎样才能知道我聪明呢？

所以，我觉得最好认真思考一下—但哪儿还有比这里、比在各位朋友和读者中间更好的地方呢？

按一般的观念，聪明是与下列情况联系在一起的：第一，善于积累知识性的东西;第二，记住这些东西;第三，一经需要，迅速想起这些东西。

面对像我（举个例子）这样一个具备上述全部特征的人，一个普通人会不假思索地把“聪明”的标签贴在他身上，而且特征表现得越显著，越容易使人这样做。

但这肯定不对。一个人可能拥有上述全部3个特征，却仍会有迹象表明他很愚蠢;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在这些方面表现平平，却会有明白无误的迹象，表明他肯定拥有聪明的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有类电视节目在全国泛滥成灾。节目中，一个能够按照要求、对模糊不清的问题给出正确解答（在有压力的情况下）的人，会得到一大笔钱。结果，有些节目并不完全诚实，不过这与本题无关。

千百万观众都以为，脑力的发达象征着聪明。最令人叫绝的参赛者是个来自圣路易斯的邮局员工。他不像别人那样把自己的专长集中在某一类问题上，而是把所有领域的事实都作为自己的知识范围。他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越才能，使全国为之敬畏。更有甚者，就在智力竞赛节目的风气突然平息下来之前，曾经出台过一些计划，打算让他在一个定名为“打败天才”的节目中，与所有有望成功的人对垒。

天才？可怜的人！他的能力勉勉强强才够维持一种贫困的生活，对他来说，准确记住一切细枝末节的技巧甚至还没有走钢丝的本事更有用处。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这种对人名、时间、事件的积累和快速回忆与聪明划等号。实际上，通常所缺乏的一种特性，恰恰与聪明有联系。难道你从来就没听说过心不在焉的教授吗？

按照一种很普遍的模式，所有的教授，所有聪明的人，一般都心不在焉。除非付出极大的努力，他们甚至记不住自己的名字。但这样一来，他们的聪明体现在哪儿呢？我想，其中的解释可能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把智力过多地投到了自己的学科，以至于儿乎分不出脑力给其他事情。由于心不在焉的教授在他所选择的领域成就卓著，因此人们就宽恕了他的一切弱点。

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因为我们把知识门类划分了等级，而且把我们的敬佩只保留给了其中的某些门类。只有在那些门类（而且只有那些门类）中的成功戏法，我们才会称之为“聪明”。

例如，设想有个年轻人，他对棒球的竞赛规则、程序、纪录、球员和当前的比赛，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他可能全神贯注于这类事情，以至于在数学、英语语法、地理、历史等方面非常心不在焉。然而，他却不能由于在这方面的成功而让人们宽恕他在某些方面的弱点。他是个笨蛋！另一方面，一个数学奇才，即使在别人给他解释后还搞不清棒球队球童和本垒打的区别，却仍然是聪明的。

在我们的判断中，不知何故，数学与聪明有联系，而棒球却没有。即使在数学的掌握上取得有限的成功，也足以赢得聪明的称号;而棒球知识的最高境界，在这方面却不会给你带来什么（虽然在其他方面，它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

所以，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只要他记不住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字，或今天是星期几，或是否吃过午饭，或是否有约要赴仁你应该听说过维纳（Norbert Wiener的故事），只要他学习、记住并想起的大量知识属于与聪明有关的门类，那么，他还是聪明的。

这些知识门类都是什么呢？

所有那些只靠肌肉运动或大脑协调功能就能使人出类拔萃的门类，我们都要予以排除。不管一个伟大的棒球手或游泳选手、画家、雕刻家、笛子演奏家、大提琴演奏家在这些领域里多么令人钦佩，多么功成名就，多么受人爱戴，其本身并不象征着聪明。

相反，我们发现，与聪明有联系的是理论。研究木工技术，写一本关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木工时尚的书，是体现你聪明的万无一失的方法，即使你每次把钉子钉人木头时都要弄破手指。

即使单单在思想领域，显然我们也更情愿把聪明与某些领域而非其他领域相联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历史学家表现出的尊敬要比对体育专栏作家多，对哲学家比对漫画家多，等等。

依我看，我们关于聪明的概念，是从古希腊时代直接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一结论似乎是必然的。那时候，技术学科受到轻视，它们只适合工匠和奴隶去做。只有“人文”（源自拉丁文“自由人”）学科才是可敬的，因为它们没有实际用处，这才适合自由人去做。

我们对聪明的判断如此不客观，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判断标准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改变。就在不久前，年轻绅士的正规教育还主要包括粗暴地灌输（如有必要，还要用体罚）伟大的拉丁语作品。任何不懂拉丁文的人，都被严肃地取消进人聪明排行榜的资格。

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受过教育”和“聪明”之间是有区别的。装腔作势、可笑地讲拉丁文，最终只能说明他是个傻瓜。但是，那只是在理论上讲的。实际情况是，未受过教育的明人总是被贬低或低估，最好的情况也不过称赞他有“朴素的智慧”或“精明的常识”。没受过教育的妇女不懂拉丁文，这说明她们不聪明，进而这又成为不让她们受教育的借口。（当然，这是循环推理，但循环推理一直都被用来支持历史上所有的特大不公。）

我们来看看事情是如何变迁的。聪明的标志，在过去是拉丁文，如今却是科学了。我是这个变化的受益者。除去我那粘蝇纸般的心无意记住的那一点儿拉丁文之外，可以说我根本就不懂拉丁文，但我拥有广博的科学知识。所以，在没有改变一个脑细胞的情况下，在1775年是个笨蛋的我，到了1975年却变成了聪明绝顶。

你可能说，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更不是特别时髦的知识门类，而是对知识的运用。你可以争论说，是知识的表现方式及处理方式，还有智慧、创意、创造力，这些投到实际应用的东西，才是重要的。毫无疑问，必然有聪明的衡量标准。

诚然，教学、写作、科研经常被当作与聪明相关的职业，但我们都知道，也会有特别愚蠢的教师、作家和研究人员。在他们身上，创造力或者说聪明（假如你喜欢用这个词）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机械的本能。

但是，即使创造力重要，它也只在人们认可的、时髦的领域中才重要。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没有什么学问、不识谱的音乐家，也许能够把音符和节拍组织起来，才华横溢地开创一个全新的音乐流派。然而，这件事本身却不会给他赢得“聪明”的赞誉。他只不过是那些无法解释的、怀有“上帝的馈赠”的“造物奇迹”之一。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做的，做完之后也不能进行解释。攀所以，怎么能够认为他聪明呢？

评论家事后对他的音乐进行研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出了结论：在老规则下，它只是令人不快的噪音;但在某些新规则下，它却成了伟大的成就-一有什么理由说他聪明呢？（可你会用多少评论家去换一个阿姆斯特朗呢？）

但在同等条件下，为什么人们却认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天才聪明呢？难道你以为他知道自己的理论是如何得来的，或者，他能够完完整整地给你解释事情的原委？难道一个大作家能解释他如何进行创作，你就可以做到他所能做的吗？

根据我所看重的任何标准，我自己都不是个伟大的作家，但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本人对解释这种情况有些价位—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我聪明，我可以从自身来观察这个问题。

人们之所以称我聪明，其最明确、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我作品的实质，即这样的事实;我以复杂且清晰的文笔，写下了涵盖很多领域的很多本书，这表明了我极好地掌握了大量的知识。

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写作。我在11岁时，就已成功地领悟了写作的基本技巧。当然，我从来解释不了，对其他人来说，那种基本技巧会是什么。

我敢说，某个文学理论素养远胜于我的评论家，如果他愿意对我的作品进行分析，对我的写作方法及其原因进行解释，那么，他得到的结果可能会远胜于我自己能够得到的结果。这难道就说明他比我聪明吗？我猜，很多人可能会认同这一点。

总之，我所知道的定义聪明的方法，全都是建立在主观和时尚的基础之上的。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智力测验间题，即“智商”或IQ的测定。

如果按我坚决主张与坚定信奉的观点，即世上不存在智力的客观定义，所谓的聪明只不过是文化时尚和主观偏见的产物，那么，在做智力测验时，我们所测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愿抨击智力测验，因为我是它的受益者。在做智力测验时，我总是常规性地达到160那一侧的远端。即便如此，我也肯定被低估了，因为我完成一个测验所用的时间几乎总是短于规定的时间。

实际上，我出于好奇搞到了一本简装书，内含大量不同类型的测验题，用以测定一个人的智商。每个测验的时限是半小时，我尽可能诚实地完成每个测验，有些问题能马上答出来，有些需要做些思考，有些需要猜测，有些什么都不需要。当然，我也会答错某些问题。

答完题目后，我就按照说明算出得分。结果，我的智商是135。但先别忙！我没有用完给我的半小时时限，而是在15分钟内就完成每个测验，接着做下一个。所以，我把分数加倍，认定自己有270的智商。（我确信，把分数加倍没什么道理，但270这一数字，让我乐观的自我欣赏之心得到满足，所以我打算继续使用这个数字。）

然而，不管这一切多么抚慰我的虚荣心，也不管我对能够担任门撒国际（一个凭智商才能被接纳为会员的组织）的副主席是多么感激，凭良心说，我必须承认它没有任何意义。

除去那些与测验设计者的智力有关的技巧之外，这种智力测验究竟测的是什么呢？由于那些设计者受制于文化上的压力与偏见，他们被迫得出的智力定义是带有主观性的。

例如，在任何智力测验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测试一个人词汇量的大小。但那些要求你进行解释的词，恰恰就是你在阅读被认可的文学作品时：轻易就能找到的词。没有人会叫你解释 “二垒打”（two-bagger）、“殷子掷出的两点”（snake eyes）、“爵士乐的即兴重复”（tiff），原因很简单，那些测验设计者们根本就不懂这些术语。假如他们懂得这些，他们反而会为自己感到害臊。

数学知识、逻辑推理、目测形状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测喻，情况也都类似。它考的是文化时尚，是有文化的人所认可的智力的评判标准，亦即是否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一致的评判标准。

整个过程就是一个永无休止、自我推进的装置。控制主流社会思想的人们首先把自己定义为聪明人，然后设计了这些测验。测验是一系列巧妙的小门，它只允许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思想通过。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聪明”的证据以及更多“聪明人”的实例，所以，他们就更有理由去设计更多的同类测验。多么高级的循环推理！

一旦某人根据此类测验和判据被冠以“聪明”的称号，他的任何愚蠢行为就再也没有重要意义了。要紧的是称号，而不是事实。我不愿意诽谤别人，所以我只给你举两个有关我自己的例子，它们都是我做出来的十足蠢事（假如你愿意，我可以给你提供200个这样的例子）。

例一：某个星期天，我的车出了点儿毛病，搞得我不知所措。幸好我弟弟斯坦（Stan）就住在附近。他是个众所周知的热心人，所以我给他打了电话。他马上就来了，了解情况后，他就开始使用电话和黄页号码簿试图与服务站取得联系，而我却站在一旁无所事事。斯坦费尽力气白白折腾了一番，最后，他带着一丝懊恼对我说：“艾萨克，以你的聪明，怎么会这样缺心眼，不加人美国汽车协会呢？”听了他的话，我说道：“噢，我是汽车协会会员。”并给他出示了会员卡。他以奇怪的眼光盯了我好半天，然后给汽车协会打了电话。半小时以后，我又重新坐到车子上了。

例二：最近一次科幻大会期间，我坐在本•博瓦（Ben Bova）的屋里，非常焦急地等我妻子回来。门铃终于响了，我双脚跳起，兴奋地喊道：“珍妮特来了！”猛地推开一扇门，一头闯进了壁橱。正在此时，本打开房门，珍妮特走了进来。

斯坦和本很喜欢讲这些关于我的故事，这对我倒没有什么不利影响。由于我有“聪明”的称号，本来这些不折不扣的愚蠢，到我身上却成了一种可爱的古怪。

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最近几年里有种论调，说智商有种族的差别。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肖克利（William B. Shockley）在内的一帮人说，测试结果显示黑人的平均智商远远低于白人，这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很多根据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早就断定黑人是“劣种”的人，现在高兴地找到了“科学的”根据来认定，黑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归根结底是他们自身的缺点造成的。

当然，肖克利否认他有种族歧视（坦白地说，我确信他有）。他说，假如我们出于政治动机而忽视确定不疑的科学发现，那么，我们就不能明智地处理种族问题。我们应该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个问题，并研究人类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情况不只存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某些白人群体的智商与其他白人群体相比，也显然低得多，等等。

但我认为整个鼓噪是个大骗局。因为智力是主观定义的东西（如我所信奉的），主流社会里最有势力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以一种为自我服务的方式给它下了定义。所以，当我们说黑人的平均智商较白人低时，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的是，黑人的亚文化与白人的主流亚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且黑人价值观与白人主流价值观的差别，大到足以使黑人在应付由白人精心设计制作的智力测验时，表现得不如白人好。

黑人为了做得大体上和白人同样好，他们必须为了白人而放弃自己的亚文化，从而对智商测验形成比较好的适应性。他们可能不愿意这样，但即使愿意，环境也不容许他们轻易地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尽量把事情简化吧：美国黑人已经有了一个主要由白人的行为给他们创造的亚文化，而且也主要由白人的行为将他们约束其中。那种亚文化的价值观被定性为劣于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这样，黑人的智商就被设定在较低的水平，而较低的智商反过来又被当作借口，使低智商赖以产生的那种环境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循环推理？当然是。

但我不想当一个理性暴君，也不想顽固地认为我的话一定是真理。

让我们说我错了，让我们说智力的客观定义的确存在，说智力可以准确测量，说黑人的智商水平总体上的确比白人低。这不是由任何文化差异所致，而是由某些内在的、基于生物学的低下智力所致。现在怎么样？白人应该怎样对待黑人？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也许我们可以从相反的假设中找到答案。假如我们对黑人进行测试，多少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他们表现出来的智商总体上比白人高，那情况又会怎样呢？

那时，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呢？在选举中给他们算两票？在工作机会上（尤其是政府部门的）给他们优先权？在公共汽车上、剧院里让他们占最好的座位？给他们用的厕所比白人用的干净？给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比白人的高？

我相当有把握地说，对于上述每条建议以及任何类似的建议，我的回答都将是果断、强烈、亵渎神明的否定。我料想，一旦有报道说黑人的智商水平比白人高，大多数白人马上就会情绪激昂地宣称，智商是不能准确测量的，就算能，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与读书、花哨的教育、长单词，以及其他胡说八道都无关；简明朴素的常识就是我们所需的一切；在美好的昔日美国，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些该死的左派教授及其智商测验只会将它动摇——

当我们自己处于社会等级的低端时，我们就忽视智商，那为什么当他们处于低端时，我们却如此虔诚地重视呢？

但先别急，可能我又错了。对于主流社会如何对待高智商少数人群，我又知道多少？毕竟，我们对知识分子和教授的尊敬到了很可观的程度，不是吗？我们现在正在谈论被压迫的少数人群，一个高智商的少数人群首先是不会被压迫的，所以，我虚构出来的伪称黑人得高分的情形，只不过是个稻草人，推翻它也没有什么意义。

真的吗？让我们想一想犹太人。大约两千年来，只要其他民族觉得生活枯燥乏味，就会对犹太人横加虐待。这是因为犹太人是个智商低下的群体吗？——你知道，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那样认为，不管他是多么激进的反犹主义者。

我认为，犹太人也不是个智商显著偏高的群体。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愚笨犹太人数不胜数，但这并不是反犹主义的观点，因为按照反犹主义者的老观念，犹太人具备极高的、危险的智力。虽然犹太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可能还不到0.5%，但他们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既然他们智商高，难道这不应该吗？噢，不应该。因为那种聪明只不过是“精明”、“低级的狡猾”或“不正当的诡诈”。真正重要的是，他们缺少基督徒、斯堪的那维亚人、日尔曼人或者你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优点。

总之，在权力的游戏里，如果你是接受方，那么，为了把你固定在那里，任何借口都成立。如果发现你智商低，那你就会让人轻视，并因此而被固定在那里；如果发现你智商高，那你就会让人害怕，也因此而被固定在那里。

现在，让我向你表白我自己的观点以结束此文。我们每个人都是数目众多的群体的一部分，与众多群体相应的是众多细分的人类传统。在每个传统中，某一特定的个体可能会比群体里的其他成员优秀，也可能低劣，或其中之一，或两者兼有，这取决于定义方法和环境因素。

正因为如此，“优秀”和“低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客观地讲，真正存在的是“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不同，你不同，还有他、她、他们……

正是这种不同，才是人类的光荣，也才最有可能拯救人类，因为某人不能做的事，别人能做；在某人不能兴旺发达的地方，别人利用广泛的条件却能够兴旺发达。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整个人类物种的角度出发，把这些“不同”视为人类的主要财富。千万不要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试图用它们把我们的生活搞糟。

后记

我在《古老与终极》一文的后记里曾指出，我对读书识字的捍卫可能让人怀疑我在为自我服务。

现在，我高兴地指出，在这篇文章里，我显然丝毫没有为自我服务。我是智商系统的终身受益者，在我做过的测验中，每次都得到高分，我的脑力让人以各种各样奉承的方式加以描述，即使描述者不是我本人。

然而，我一直在嘲笑智商系统。对于抽象智力测试的重要意义，我也一贯地予以否定。我真的遇到过太多高智商的人，可我却认为他们是白痴；我也遇到过太多明显低智商的人，但他们却以极高的聪明才智打动了我。我宁可与后者来往，而不是前者。

实际上，尽管我还担任着门撒国际的副主席，但13年来，我却很少出席门撒国际的会议。虽然有些门撒国际成员是我深深爱戴的好人，但其余的人嘛，没有他们也行。

 

 

有天和先生去吃早饭，说起最近大家最关注的那起事故，关于赔偿的后续，比如杨某最后为身边人安危而掩口的转变，这其中蕴含了复杂的人性，我说这是整个事件最“人”的部分，人所讲的情字亦让人坚定，又让人摇摆。我的话一出嘴便有一种退缩不及的无奈感，只好暂且将这话题搁下。此时脑中正好响起女友昨日刚贴给我的《流光飞舞》的音乐，我转而大谈如今国片的选角，我说他们真的都该回去好好看下《青蛇》。


法海，赵文卓

这肯定不是一篇面相分析文，但姑且可先凭相由心生一词来作引。同为打星的李连杰也在《白蛇传说》中饰演过法海，但如同其现实生活中一样，李连杰长有一副炯炯放光的眉眼，唇形的棱角并不分明，也时常不紧闭，这展现了一种有关情绪外露、机灵外向的性格，虽有血气，但不够挣脱俗气，不静。而《青蛇》中的法海则是刚毅得几近神经质的半人半佛。赵文卓的长相棱角分明，但刚健冷感中不乏英气，从我们的观影经验中，赵文卓的表情甚少，大多闭目、目不斜视、双唇紧闭，而咬肌和颚骨的形态也能透露处事的态度，上挑的眼角与长圆的耳廓也皆为佛相。回到法海这个角色本身，其立场上是坚定“守法”的，但道行之不及，悟性之不够，身上残余的人恶的成分与刚正不阿的佛性却构成了摧毁性的矛盾体。识佛不认人的法海在青蛇偷取灵芝草那段中，败露一心想修行得道的唯利之心：
法　海：（看到小青手中佛珠）佛珠？！般若巴嘛空……（拂退白鹤） 
小　青：（断剑飞向小青）剑呀！（跌下潭中） 
法　海：仙鹤，你回去禀告仙翁，灵芝草之事我日后再向他交代。 
小　青：竹林的和尚？ 
法　海：蛇妖，为甚么偷灵芝草，讲！再不说我就收了你。 
小　青：我偷灵芝草是为了救人的，不要呀……你这样就叫手下留情吗？我知道要对你敬而远之，你大慈大悲放过我一次吧。 
法　海：大胆！ 
小　青：姐姐都是这样对老实人，老实人好高兴的，为甚么你生气呀？ 
法　海：蛇妖，我要你助我修行。 
小　青：助你修行？ 
法　海：如果你可以乱我定力，我就放你走。 
小　青：好呀，我试试。不过我定力不够，我怕你未乱，我自己先乱。
法海最后未能挺过青蛇的挑逗，怒不可赦。利不得，还破了色戒，之后制怒一条也全然攻塌，紧接着便是假借正道规则的复仇。这一角色不好挑，既要刚正，又要虚伪，亦正亦邪却不能灵肉分离。其他版本的法海要么是老秃驴（乾德门），要么是黄飞鸿（李连杰），要么是色情犯（焦恩俊），然而再早的邵氏版本的法海过于类型化，已经没了可比性。

 

许仙，吴兴国

如果法海还存在相貌争议的话，那么许仙绝对不该是个偶像型男。许仙是脸谱化的角色，或者说，我认为他是世间男性的一个分身。许仙的恶（恶字并不妥），也许就在于他身上恰恰没有大恶，凡人总在一连串的不知不悟中，取来劫祸。吴兴国有一张典型的色相脸，但整体来看却也算得清秀纯良，表情动作间带有一丝傻气，基本就是一张标准的聊斋书生脸。许仙所在的水乡场景，可以窥得徐克对南宋遗风的偏爱，宋的古味极具现代感，倒是与许可过分意象的象征笔墨很相衬。许仙的书斋临水，又逢端午，氤氲迷蒙，思绪与步履都顺着河岸和石桥走，如开场那段夜读以及之后被青蛇原形吓瘫后跌跌撞撞跑到河边饮雄黄酒那段，场景和人心融得很入味。许仙身上那种善良、怯懦、粘稠、好逸的性格接着了地气。吴兴国在这些段落中最出色的地方便是“走神”的表演，这也展现了他相对于蛇妖和法海，作为凡人所展现出的模棱两可和游离。如他游离于在青蛇和白蛇的女色之间、在威逼利诱下游离在佛门和红尘之间。这部影片在许仙这个人物的刻画上我认为绝无夸张，这是一张普世皆准的脸谱。他所展现的凡人身上并存的魅力和悲剧感，不知万物劫数，独我纵情。你作为人，也找不出其二的选择，伟大的小情小利让人的选择举步维艰，有时候你可以英勇作为，挺身而出去保护你的信念和你在乎人，但到头来还是会屈求于一个取舍，不过如此。许仙在最后剃度前无赖般喊出的那句“我就是贪恋红尘，迷恋女色！与你们何干？”不无道理，不无感人之处。我想，吴兴国这一角，也许就在潜意识里引导我在聊着杨某的话题后忽然想到《青蛇》的原因。

白素贞，王祖贤

我总和朋友说，王祖贤有两部片子基本可以把中国哲学中对人间道的看法说到位，一部是《倩女幽魂》，一部便是《青蛇》。我认为就角色的难度上来说，白蛇比青蛇难演，白蛇既要展现的是妖，又要做的是人，况且与青蛇互补的性格也造出了不少戏，莽撞闯下的祸的青蛇吓跑了许仙，白娘子还得撑着把油纸伞娇滴滴地把老公哄回来；而情意之争下，王祖贤与张曼玉那场漂亮的打斗也是一个重头的戏眼；而另一段与许仙以戏曲方式对白的超现实手法堪称绝妙，观者却丝毫感觉不到一丝突兀。徐克在找到王祖贤和张曼玉之前，原定的选角是巩俐和梅艳芳，我想白蛇原本应当是让巩俐来饰演的，但最后由于巩俐的档期原因辞演，梅艳芳同她两人原本约定好联手出演，一方退出另一方也罢戏，所以后来徐克才找到王和张两人（谢天谢地）。我认为巩俐的性感是和土地的质感有关，少的是仙气和阴柔感。王祖贤在90年代的香港银幕上巅峰于古装造型，同时代另一位古装女王林青霞以英气和侠气见长，她倒也可以演妖演仙演痴******子（如《白发魔女传》），但遇到白蛇产子那段，也貌似只有王祖贤那副充满女性气息的骨架和肉体才能足够撑起这一戏剧点的转变。美貌（作为蛇妖，这一定是最重要的）、善良、柔软、冷静、大气、温存、勇敢，王祖贤的诠释这些都已兼备，其实我换句白一点的话来说，白蛇必须得是个见得世面的女人，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小青，张曼玉

话说《清洁》里，除了歌唱得实在太难听之外，张曼玉的演技已经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我还是喜欢90年代那个傻呵呵、演戏总是用力过度的张曼玉。她的桃花眼和精致薄唇基本已经决定了她无法去演白素贞的事，因为真的是不够“良”不够“善”啊。对于当时的张曼玉来说，青蛇可以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仿若为她定制的角色。涉世未深的叛逆、不知者的调皮和胆大包天、大大咧咧的作态，恰是白蛇的互补面，不怪许仙无法抵抗这两姐妹结合起来的混合诱惑，少了任何一个，激情都会有所暗淡。虽然《白蛇传》中的青蛇原本只是一条青鱼精，其分量不敌白蛇。但在李碧华和徐克的版本中，甚至将她的名字用作了片名，这也是该片最表明主旨的一笔。学会做人，要经历生长之痛，喜怒哀乐，七情六欲，都在每一次成长撕裂的缝隙中才得以孕育。青蛇作为一个从局外人朝入世者过度的特殊身份，看透天地间佛与人每一方的执迷不悟，也感受到了面对劫难无为与无谓的冷酷现实。所以她最后一剑刺穿了许仙，让他被江河吞没，为白蛇殉葬。孤剩一人，背离灾亡之景而去，最后尝到的那行眼泪，一定是她想都未想到过的难言的奇怪滋味。

问：你的书不但显示出您的博 学和想象力，而且还有幽默感。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从这一点来分析您的著作。莱姆：我使用幽默有很多原因。首先，一些题材不适合严肃地处理，比如遗传学问 题。我在“星际旅行日记”中描写的那些古怪骷髅（蕤冰按，莱姆似乎非常喜欢骷髅。在他的画中，经常有骷髅的形象。）的丑态都是为了让这个主题不要那么吓 人。当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还没有朋克，没人剪鸡冠头，年轻人也不在脸上涂油彩。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感觉，如果人们真的控制了人类遗传，这样的怪物就会出 现。人类的不负责任会把我们领向一个疯狂的局面。为了表达这种疯狂局面，我不得不轻松点（createapatternoflevity）。另外一点就是 我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写成的，我得顾及审查制度。例如说，当我在《EdukacjaCyfrania》中写到第一个冷冻人的时候——那是一 个管弦乐团，团员一个个地被野蛮的Goryllium吃掉，但是每个人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不得不用插科打诨作伪装，并且加入了第二个冷冻人的故事， 后者没有隐藏起来的政治含义。这样出版这个故事就会更容易些。我不得不经常使用这样的花招。要是你试着分析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著作——斯大林……或是 Krustschev的化冻期——你当然会发现一些联系。一方面，我总是试图尽可能的独立。很自然，我不喜欢极权主义，那些想让人类高兴起来的想法在我看 来都是够疯的。我试着揭露这些想法是多么荒谬。这就是我的那些主人公失败的根源，他们在改造世界的路上死得很难看。有些人用昵称化名伪装起来了。 MalapucyusPandemonius就是卡尔马克思，《Wizjalokalna》中的Gengenx是恩格斯。有趣的是他们很少被认出来。《主 人的声音》完全不是一个幽默故事，书中有一位负责监督科学家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WilhelmEeney，他其实是JanuszWilhelmi，当 时的波兰文化部长。没人认出他来。这就是作家的乐趣：他可以在书中留下这样加了密的信息。由此，在我的书中有两种幽默，一种是用来伪装的幌子，另一种是小 规模抵抗，作者可以借此与周围的现实展开较量。我不得不加入一些我没明白的东西（蕤冰按原文 IhavetoaddsomethingwhichIcannotunderstand.费解）。你看这个书架里有一些我著作的日文译本。日本人永远也没 有办法理解我的幽默。对他们来说，我的书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星际旅行日记”在日本印刷过，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这本书太严肃了。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陌 生的文化。另一方面，斯大林时期我曾经和妻子去过一趟布拉格。我们不懂，为什么在这个制度下你不能到你想去的地方，为什么不能住旅馆。所有的旅馆都“满” 了。但是在Vinohrady有一个旅馆前台服务生，他告诉我们没有房间之后在我的护照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您写过《伊甸园》？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然 后他给了我们钥匙。在某些情况下外国读者可以非常好地读懂你的小说，因为他们来自铁幕的同一边。问：这可以作为另一此访谈的主题了：在多大程度上您的文章 是可以翻译的？莱姆：唔，比起译者的功力，翻译更依赖于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似程度。我不懂日语，我也不知道日本读者从我的书中读出了些什么。我的读者群是在 移动的。以前有段时间我在东德非常流行，他们可以非常好地理解所有隐藏起来的政治信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制度。我可以自豪的说，我的作品没有随着共产主 义的崩溃而失去生命力。我总是非常关心波兰语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我成功地帮助两位波兰作者打入德国市场，但是他们现在用德语写作了。我只用德语写过几篇 短文。其中一篇是与LeszekKolakowski论战的文章，不得不发表在德语报纸上，好让他答复。不是每个人都有托马斯?曼那样足够的精力，他向译 者口授了《魔山》的英译。前段时间我在奥地利有一位非常好的译者，崔墨茫先生。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古怪的误读。美国有些受过教育的女人，从雅克德里达和 后现代主义出发，在我的文章里发现了弗洛伊德主义的意味，其实不过是英语不同的表达习惯造成的罢了。地区差异有的时候很滑稽。德国的百科全书称我是“哲学 家”，我在那儿比在波兰更流行。俄国出版了我的文集，感兴趣的主要是科学家。而在波兰我主要被人看成是一个儿童作家：《Pirx》和《机器人之书》被选作 初中读物了。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一位作家广为人知【诺贝尔奖只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大家理解一位作家提供了commonway】。我不能说我会喜 欢这样的处境，但是事情就是这样。一本书诞生了，然后就满世界乱逛，像个孩子似的。1987年以后我就封笔了，有的时候写写小故事，因为大家强烈要求我 写。我现在为TygodnikPowszechny和PC杂志写点散文。问：AproposPC:我没有在您的房间里看到电脑……莱姆：那是因为一些微不 足道的原因。我住的地方经常停电，依赖计算机对我没好处。现在我在花园里安了一部发电机，接下来打算配电脑和传真机。我12岁那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台安德伍 德牌打字机，我一直用直到铅字彻底报废。我写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机械打印机打出来的。我的朋友SlawomirMrozek有一台电脑，但是他还是用笔写。 你用什么东西写，这完全没关系，唯一重要的是你写什么。能代替作家写作的机器还没有发明，而且可能永远也发明不出来。问：但就没一点你不喜欢技术进步的原 因吗？莱姆：我确实不喜欢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技的惊人成就来满足自己猥琐的需要。就拿英特网上的裸体图片来说吧。我并不以裸体图片为敌，我自己就有妇产 科执业经历，看到裸体女人我也不会震惊。但是网络本该用来链接各所大学，为迅速交换科学数据服务，实际上更经常被用来交换色情图片。其他技术呢？看看 semtex：今天要炸掉一架飞机也太容易了！我不反对进步，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人类在用进步满足一些可耻的目的。看看那些 bloodstainedarea，例如非洲。那里的所有武器都来自文明国家。我今天刚读了《先驱论坛报》，上面说俄国人向要卖给美国人几吨浓缩铀，那玩 意只能用来制造核弹头。无论考虑到常识还是“国家理由”，美国人都该买下它们以防落入潜在敌人之手，但是美国人却说他们在别处买会更便宜。不管哪次，只要 自由市场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理由发生冲突，市场都会赢。我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威胁。让我们以版权为例。 我一直以为我已经出让了Cyberiada一书的所有权利，但是我的美国代理商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发现了法律空白。版权合同签定的时候还没有计算机，而 现在我们还可以出售以CD－ROM为载体的Cyberiada的出版权。但是这没什么重要的。美国把毒刺导弹卖给阿富汗，用来打苏联直升机，现在全世界都 是毒刺导弹，美国人吓坏了，（因为）它们也可以用来打美国的民航客机。市场规律无处不在。德国性工业女王比特?乌瑟每年要出售六百万个各种各样的性器具， 这也是技术。他们说性交娃娃很快就要配备人工智能了，我不相信，因为性交并不需要智能。那些迷恋人工的男男女女现在还用人工手来手淫。只是现在还没有人工 孩子。英特网或者万维网我不感兴趣。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人没必要知道太多信息。如果一个人在自家房顶上装了一个卫星天线他很快就会发现，世界上没什么在发 生，除了强奸和杀人。（而且在）不断升级。以前犯罪显得很节制——看看AlCapone，不过杀了20几个人。现在我们有了《天煞》，外星人的飞船几乎把 全人类都杀光了！一些美国制片人宣布他的下一部电影还会更厉害。厉害到哪去呢？把整个生物圈杀干净？这真叫我反感，所以我决定放弃科幻号街车，停下来去写 散文。最近卫星频道里在放一部愚蠢顶透的系列剧叫“星际旅行”。我不明白，世界上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多，有必要去想象那些不实在的东西吗？问：十五年前你 写过Wizjalokalna（蕤冰按出版于1985年，未被翻译成英语），说的是有一个星球被两种对立的超级力量所统治，一个是独裁的 Kurdlandia，另一个是自由的Luzania，两者基于完全不同的观念体系。Luzania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对此您怎么看？莱 姆：和你说的不太一样。我当时想描绘的是波普式的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的对抗。看起来开放世界并不太开放，因为在那儿金钱统治一切。要是没有其他价值， 这就不好。现在经济甚至能对艺术作出判决——你有时可以看见书上有这样的标志：“已售出一百万册”。这是哪种广告？我开书店就是因为有一百万人买了某本书 吗？我不喜欢这样（的想法）。说到Kurdlandia（？蕤冰按），我喜欢这样一种想法，某种生物生存在巨兽体内。……受压迫者以受到压迫为荣。让我们 以苏联和二战为例，许多英雄和将军直接从古拉格的集中营被拉上前线，比如Rokossovski（？）将军。最好的例子是著名火箭工程师谢尔盖科若洛夫， 这个人把加加林送上了太空，他就是在苏联的劳改营里设计火箭的。著名物理学家郎道被救了下来，因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卡皮卡给他撑腰。事情就是这样——有的 人，没有毛主席管着他就不快活，有些人又想要绝对的自由。金玉其外，必然败絮其中 （Behindeverygloriousfacadethereisalwayshiddensomethingugly）。当你读到，是那些教养良 好，作风民主的德国人卖给了Khaddafi（麻原彰晃？）整套生产沙林毒气的设备，你就不想再用WilliamWharton的手法写什么浪漫小说了。我总是希望世界能够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但是现在我放弃了希望。人们利用他们争取来的自由干着龌龊的事情。

中山公园门口的舞者如鱼虫般翻滚在夜色中边界早已模糊的巨大空地上，谁料那好似提早进去黄梅季的天戏剧性般地下起了雨，一群人如鸟兽状散开，广场上顿时响起了女人们高扬清脆的欢笑声：“诶哟哟，落大了，诶哟哟。”舞者们快速朝场边走去，有些人拿出早已准备的雨伞、中年男子们则利落地套上雨披跨上老爷助动车，互相打招呼告别，“王老师回起啦？”“落雨类，回起类”“陈老师再会！”“哦再会再会！”“明朝会！”“拿才伐跳啦？”“等歇等歇”“则曲子诶来得额长！”这城市中的公众聚会来得迅速，散得也简单。两分钟后，这场短暂的密雨为我们筛选出了一批下半场舞者。两个有着几十年情谊，从结发小姐妹过来的中年妇女此时流露出了一股女孩般的奇特神情，她们随着音乐，打着同一把伞，走到空地中央跳起了快三，褪了色的碎花雨伞在两个女人的左右手中不停地轮换打转；另外一对精通国标的外星伴侣依旧面无表情，挺着身板，任两人那种被严密包裹的优雅在雨中徜徉；最精彩的是，远处一身白色西装裤的男人像海鸥一样行云流水般滑过整片潮湿的地面，波浪般舞动的双手和灵活的胯部在夜色中极为惹眼，我对老史说：这虽然有些娘泡，但依旧充满着生命的美感阿。

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傍晚，父亲走了，由于挨着过年，做断七。第一次一手操办自己直系亲人的后世，感觉异常复杂，我不太愿意哭，只想把理性尽可能放大，去压制一种荒诞，我说，慢慢来，安静接受并努力理解这样一种荒谬和不现实，接着，去按照哪怕是你毫无概念的礼节和传统一步一步做下去，这或许让人感到匆忙，但我只知道自己不能乱了阵脚，父亲至少也是个讲究体面的人。

牛年的末尾像挂满摇摇欲坠落叶的老树，说不准什么时候一阵风就会让它们坠落在地，有时候是一叶，有时候是一整片，这说不准也是无常。烟花年年有，今天却不同，去年在新乐路的小马路中央看头顶上的大烟花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然我的耳朵已经快聋了，扯着嗓子叫，泪腺都给叫爆了，那是纯粹的高兴，真的高兴，高兴极了。今年，下个礼拜，我一定还会站在那里。

你起初会不明白，为什么人所过的节日，用的道具，做的礼节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好像有种先验的良方。也许生活就这样，你想抗拒它，然而实际上你却没有办法地依靠它。你预期、模拟、批判它即将出现的无情和危险，一心想去别处找一个予以心安的答案，而它却不紧不慢、又突如其来地把火种传到你的手中，好像在告诉你，这没什么，不用害怕，一切都会过去的，因为这一切的过往，都是虚空。

 

 

这个世界的残酷性也是它美妙的地方，断裂的预感恰恰来自于你希望你所爱之事长久的欲念，一个隔壁的馆子或者一段他们的友谊。

就像《地下》的那个结尾，不论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断交的还是反目的，最后都莫名其妙又欢聚一堂，不计前嫌。

而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好的一件礼物。

在看《康斯坦丁》的时候，结尾处疑惑切斯转化成的那个天使到底是谁，不过他朝天空飞去的那一刻觉得心里一阵暗爽，还有一处更爽的莫过于加百利被路西法的火焰烧毁翅膀时绝望无能地喊出一声“FATHER”，被遗弃的感觉真好啊= =

有一次在读信的时候，发现了你对莉莉丝的某种态度，其实我很早便在西路看过你写的整个来龙去脉。最后这个关于原配的问题忽然间就显得十分恼人了，至于上帝安排这个角色的目的，我至今还不是很清楚。

 

“畏惧吧！我是莉莉斯、伊西斯、是世界的黑暗之魂。我命中注定要使人类恐惧，是难以捉摸的、不吉的、未知的存在，这就是我。颤抖吧！

　　我就是雾，你就是星。你不过是光明中的一点，而我却是黑夜中永久的黑暗。

　　我是在暗中吹灭灯火的嘴。

　　你，速速离开。”

－容克著《诸世纪的传说》选段“莉莉斯”（1883）

　　10世纪成书的圣经外典《本司拉的知识》中记载，莉莉斯（Lilith，也作Lilit，名字来自希伯来文“Lailah”，意思是“夜”）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世界上第一个女人。莉莉斯的称谓和身份来自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的女神贝里蒂莉或女恶魔Lilu、Lilitu，在苏美尔语中，Lil指暴风或恶魔，而Lulu指“情欲”。伽南人将莉莉斯称为巴拉特，而在公元前2000年的泥版上，莉莉斯被称为莉拉可。在希伯来传说中，亚当不满于和自己的牲口性交，因此上帝创造了莉莉斯作为他的妻子。与人以外的动物性交在《圣经》正典中被作为罪恶，见《旧约》申命记第27章：

 

　　“跟动物性交的，要受上帝诅咒。”

　
　　而实际上，与动物性交在古代中东牧民中是很普通的习俗。

　　亚当要求以男上位对面位（Venus Observa，或称正常位，即男在上女在下，也称为教士体位－missionary position）和莉莉斯行房。莉莉斯不同意，因为他们都是从土里造出来的、是平等的。她嘲笑亚当的粗暴和自大，辱骂他，并且说出了上帝隐秘的名字而离开了伊甸园（早期犹太人的宗教并非一神教，而是多神教，据说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秘密的名字，如果得知了这个名字，就能够让神为自己服务。因此“十戒”中说“不可滥用神的名”。我们现在常说的“耶和华”－JEHOVAH其实不是上帝真正的名字），居住在红海附近。上帝派遣三位天使Snwy、Snsnwy、Smnglf去把莉莉斯带回来，然而天使们也挨了骂，莉莉斯不惧怕天使的力量，她和野兽、魔鬼们性交，每天产下一百个孩子（一说为莉莉斯同意天使们提出的每天杀死她一百个孩子的要求）。上帝于是从亚当的肋骨创造出夏娃代替她。

　　莉莉斯居住的“红海”和印度教的破坏女神卡利·玛的“血之海”同源，意味着所有生命孕育自女性的经血，而作为从血海中诞生万物的代价，也要向血海补充鲜血（例如人祭）。莉莉斯也被古代希伯来人视为大地和农耕部族的太母，而亚当在这些传说中代表侵略者－游牧民族。例如《圣经·旧约》创世记第4章中记载的：

　
　　“后来，该隐对他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野去走走吧！’他们在田野的时候，该隐向弟弟下手，把他杀死了。

　　上主问该隐：‘你弟弟亚伯在哪里？’

　　他回答：‘不晓得。难道我是弟弟的看顾者吗？’

　　上主责问他：‘你做了什么事？你弟弟的血从地下出声，向我哭诉。你杀他的时候，大地张开口吞了他的血……（后略）’”

　　这里残存着一些莉莉斯的传说，古代传说中亚伯只是牧民（代表游牧民族），而该隐是司农业和冶金的神（代表农耕民族，“Cain”即“铁匠”之意），“大地张开口吞了他的血”代表莉莉斯接受了亚伯的血作为供奉。而莉莉斯的女儿们则被称为“莉莉姆（Lilim）”，中世纪的人们认为莉莉姆是好色的女妖，专门在晚上出现在男性的梦中和他们性交，吸取他们灵魂的精髓（精液），宗教狂们用这来解释梦遗的现象。基督教徒则将莉莉姆们称为“地狱的娼妇”，是和梦魇Incubus（一种梦中精灵）相对应的女妖“Succubus”，宣称她们用得到的男性体液制造新的女妖。而Succubus也被称为女神Brizo（名字来自brizein－“利用魔法”），Brizo携带有预言之梦－即现在所说的性梦。

　　为了防备莉莉姆们，禁欲主义的修道士们在睡眠时手握十字架放在自己的性器之上，认为这可以使莉莉姆（或莉莉斯）远离，然而梦遗仍旧会发生（宗教狂的欺骗性可见一斑）。传说当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们尴尬地梦遗时，莉莉斯会嘲笑他们。现今，如果男孩在睡眠中笑，也被认为是得到了莉莉斯的爱抚。

　　而为了供养血之海，莉莉斯也被描绘成夜间吞食婴儿的魔女。在喀巴拉的经典《光辉之书》中，莉莉斯被称为诱惑人类和扼杀婴儿的恶魔。为此，犹太人在婴儿的摇篮外围用白色涂料画上几圈圆圈来保护孩子，也为婴儿挂上护身符－上面写有上帝派遣追回莉莉斯的三位天使的名字，但这并不总有效，因为传说莉莉斯的能力强于天使。

　　而在卡巴拉的信仰中，莉莉斯也被作为堕落天使Samael的妻子，被描画成下半身为蛇、和Mahlath、Naamah并称为三大女魔。

 

感谢W

1. 中福会少年宫（嘉道理公馆）的爱奥尼式白色大理石门廊是个说书人: 1919年嘉道理爵士在今黄陂南路上的住宅失火，妻子摩卡塔为救北困在屋内的家庭女教师而丧生。嘉道理悲痛欲绝，为避免触景生情，委托建筑师好友拉汉-布朗为他在大西路（延安西路）重建新屋，并带孩子暂居伦敦散心。却未曾想到布朗嗜酒成性，将新屋交马海洋行的斯金设计后便甩手不管。结果1924年新屋落成，嘉道理回到上海。看到的是“一幢宫殿式的建筑和一个烂醉如泥、正躺在医院里的布朗”。

2. 不论是《寂静的春天》中的卡森还是测量光线偏角的爱丁顿公爵所使用的数据，都为了达成正确的目的而虚构了过程。

3. 这个小青年现在要和法国资本主义、中国西南自然主义、德国新法西斯主义、港澳台傍美帝国主义分别进行一次博弈，想起占星师好友曾经对她说的话：日落白羊宫，月落狮子宫，绝对是意志不坚定又坚决不服软的失败人群，把你的自我意识和罗曼蒂克扔到垃圾桶里，一切还可以有微薄的可能性。小青年只信奉科学，心理学除外，只能说这个朋友是个无可救药不学无术的悲观主义者。

4. 无论过程和结局如何，希望红球和篮球命归一处，只是希望我不是一个人。

W的半月板撕裂了，喜欢乱拍照的友人拿起他的核磁共振底片端详一番后说：“……曝光不足”。他最近安静的就像一个修士。现在我一直在想的是，手术的时候，医生会从他的膝盖里拿出一块撕坏的抹布，上面带着点血丝，还挂着一些放在家里我一直没有找到的小东西，比如发卡、口红、U盘等等……

荆棘丛生的花园很久没有园丁去打理的样子，有几辆厢式卡车刚刚开走，我和阿格尼丝像两只刚睡醒的小狮子，从拐角跑出来，穿过卡车扬起的一阵灰尘，跑到这幢漂亮的建筑前面，抑制不住好奇，两人合力推开大铁门，这门奇重无比，顶端的尖刺上已经开始爬上了从沿着深褐色围墙蜿蜒而来的藤类植物。通向建筑的笔直石子路上有一些破易拉罐和空酒瓶子，还有几只橡胶手套，建筑的旋转门上方镶着几个已剥落的字母，大致只能看出“XX HOTEL“这个可以联想到的词，赤褐色的小砖墙敦实古旧，上部是带有些东正圆似的哥特尖顶，带有惨淡的灰蓝色，而窗户又是船舱式的圆形格子，不是和顶部风格匹配的细狭长窗，实在很难辨认是属于哪块区域的建筑风格。阿格尼丝一进去便找了张椅子一屁股坐下来，大厅不小，但被乱七八糟的桌椅横竖塞满了，中央的穹顶上吊下一盏巨大的烛台吊灯，上面没有蜡烛，只有一些节日过后没有被清理干净的彩色丝带，大厅的四壁从底部竖起深色的护墙板，一直冲到三米多高。几个做收尾工作的伙计旁若无人地把一些可以带走的东西收进大尼龙袋，穿梭在爱奥尼-科林式混合柱体之中。我饿地不成样子，正巧看见一个伙计拿着奶油气罐在吧台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奶油球，足有棉花糖那么大，我兴高采烈地过去抓起奶油球就往嘴里塞。吧台里还有一台银色的自动咖啡机，高压气孔正开着，一直发出呲的声音，蒸汽不断地往外喷。我满嘴甜奶油心满意足的走到后面的走廊，在一个疑似厨房的房间内看到阿格尼丝，我看见她冷静呆滞地站在墙边，注视着墙上的一幅装饰版画，与此同时，两条像黄鳝那么短小的棕绿色眼镜蛇正朝她游去，我屏住呼吸轻轻喊她的名字，阿格尼丝聚精会神，完全没有听见，然后其中一条小眼镜蛇掉转方向，朝我仰起张开的颈部，我向后退了两部，却发现走廊里聚集了上百条这样的怪胎小毒蛇。我打量着它们，并不十分害怕，想象着他们变成像虾米一样的佐料被烤成干煸的形状，撒进装好盘的主菜之中。

 

在车上读完《最后的战象》剧本第六稿，没有被感动得如何，我关机了，下车，买空心菜。

隔壁的小孩放暑假了，今天看到他在剥毛豆时，嘴里不停地讲自己编的事儿，一个幼小的幻想症患者。

小孩还养了一只又臭又老的乌龟。

天热了，我就老是在它边上煮龟苓膏。

从浑浑噩噩的吕克慕莱的修辞里翻译出德勒兹的垃圾箱碎语，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开始变得没有意义。我又再次漫无目的地调整步伐的方向，我清楚的认识到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把方向作为一个彼岸的标识。事实就像那些没有逻辑的借口学科比如占星学所暗示的一样，绝对的风向特质占了上风，还因为这阵风落入了一种相当直白突兀的火向宫而产生了为所欲为的流氓效应，客户会被蒙骗，因为同时她还有着一张坚贞谨慎的面具，好了，让借口学科盲打误撞一次好了，想到了《第九道门》中的高先生一样，江湖人尽皆知，口碑却令人怀疑，但总有大变态来雇佣他，高先生到底和我不一样：他迷人，聪明；但有弱点，这点倒是和我不尽相同。这种弱点葬送了好莱坞式结局的可能，只能产生抑声的狂欢和不被经典所承认的彼岸。再者，这种弱点其实不曾被自己认为是弱点，反倒是赖以生存的松紧钮。如果要对自己进行荣格式的心理分析，我能做到接近满分，我不是典型的赌徒和醉汉，因为他们的逻辑压根就是错误的，但我也绝对不是自己的精神导师，更没有马克思主义自虐倾向。我想玩一种猜谜的游戏，我想在所有状态和可能性中抓一次鸠，我属于非此即彼的哪一头，我玩弄概率的孩子，如果它是女儿，我就升向天堂，如果是儿子，我就下地狱。

侯麦偶尔对我产生一种单一的意义，在银幕前的时候，我根本不再用眼睛看他的作品，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时，我瞪着双眼看虫鸣和植物的声音像空气分子般在周围做着布朗运动，模糊的绿色就像鼻涕一样粘在椅子背面和脚底心。我收起身体的接收器，声音就没了，我的眼睛只看到陨落的分子残骸悉悉索索地摔在地上的样子。

回顾历史，多普勒效应的演练方法中被恶意加入了库斯图里卡的吹拉弹唱元素，前人和后人的心思显然没用在一个地方，星际迷航的78年电影版花了大量的胶片拍模型，伴随着能以最快速度让人睡着的典型70年代星战主题式音乐。后来，美国人发明了一种叫3DMAX的东西，我们将它沿用至今，甚至出现在了剪辑版葫芦娃兄弟的30秒预告片之中。

在丑陋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漫长无趣的堵车由傻X游客和车祸现场连番点缀，我坐在巴士最后一排，不得不想到<周末>里那段匪夷所思的公路长镜头，又不得不想到技术挑战和体力活，<永恒与一天>的结尾画面中的轨道仿佛鬼魅般无迹可寻，是因为那几个场工和助理趴在地上爬来爬去，把轨道上的木地板拆了装装了又拆所赐的。 

我那个过去时的现在正在用铅笔写作，在承受着两百个大气压的座舱中。

前座小孩发出如同消防车笛般的啸叫，随后消失在一片迎面而来的云层中，我开始渐渐明白别人在小说里描绘的那种时刻，在不知所处的高空中，在尴尬的两点行径中，在自我若隐若现中，所被笼罩着的一股空白的愉悦，实质却是一种赤裸裸的孤独感。

今日我与法布里斯在地面的行驶中与他谈起家乡，我最终还是和法国人站在了一边，而前面的两个标准日耳曼人，西班牙裔德国人，德语区瑞士人正在津津乐道地观赏拍摄回放，摇摆云台和多利42过分顺滑轻飘，发布里斯和我都没有兴趣探头探脑地挤到9寸屏幕前检查作业，我们说了一会儿，就各自把头转向窗外，天色变得灰蓝，模糊了的地平线被锯齿版的树林胡乱的遮盖住了，公路上星点的灯光在脏兮兮的夜色中漫无目的划过。希尔顿饭店在这片荒芜中简直就像一座堡垒，巨大而了无生气。

我要了一杯喝的，然后我就可以睡下去，睡的更香。还是换一个自己的结语吧：

我把自己身上的猪饲料味，连同草莓园的香气一同洗去了，我打开了美国奶牛笔记本，开始写日记。然后我写完了。

要知道，在欧洲版的NATURE的封面上写下这样一句疑问句的分量是什么：THE FIRST EUROPEAN? 我从来对人类学或者考古学的新发现不会感到惊讶，是因为人类对于系统的本能审美追求，无疑导致预先用想象力去填充那个所谓真正的谱系，其实考据的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隔靴搔痒，他们在时间坐标轴上的分量远不及我们用铅笔划出的一道分割线。那么，其实，我们还是有理由感到惊奇的，对我们的科学工作者的近八十万年误差感到惊奇，而不是对历史本身，一个在能人被鉴定刚刚发展起来的时代，居然已经有类似智人的出现，他们有颚骨，他们的石器工具齐全，他们也懂得死亡和埋葬的意义。进化史的一小部分的时间被剧烈压缩。阿卡普艾塔的意义是批判性的，它的出现既不能给绘制出的现有谱系图添上美妙的一笔，也不能即造出一种被真正认可的新的进化线路。我们只能这么说，从非洲走出的史前朋友们的分支与去向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艰难复杂。在提问时间里，一个法国老学者提出关于考古学在年代测定上的误差问题上时，两位教授不约而同的表现出了一种妥协，我们的现在相对于过去，未来相对于现在，测量总是越来越精确，从碳14到核磁共振到线粒体DNA测定，我们总有更好的办法，即使这几种方法本身可能存在互相的误差。我说，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可置信的回避吗。之后，我又看到了作为人类进化研究地方权威性的软性争夺，这点上更像政治，而不像我以为的考古学那样。在发问结束后，我们离开了那群西班牙语学习者聚集的地方，要是还有人在苦苦关心我们祖先的问题，那么就请参考萨特和梅洛庞蒂悲剧性崩掉后的那句名言：开端是属于我们俩的，但后来，每个人却不得不遵从各自的命运。

 

 

-信号传输的吻会带有金属味吗？

-会有交越失真，不过还是很甜美。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从对natural material的平铺直叙（或者想入非非）的描述，过渡到了对它们进行arrangements --> rearrangements --> creative shapings的阶段。

比如

Christopher Reeve中年坠马瘫痪后，和他老婆两成立了干细胞的研究基金会，支持这项饱受争议的前沿医学技术。他坐着轮椅在美国各地演讲，鼓励那些和他一样被病痛折磨的人们鼓起勇气来面对人生给他们的挑战，该段子还被《南方公园》拿来开涮，在片中，Christopher Reeve是个一天要生吃几个婴儿的怪叔叔，来证明干细胞无穷无尽的能力，最后天天在路上展示单臂抬卡车来示其功效。而现实情况是，就在2006年3月，威猛的Christopher Reeve在一次治理发炎的褥疮期间，突然心脏病发陷入昏迷，最后因心力衰竭，永远地回到了聚酰亚胺薄膜的世界当中去了。

再如

a. 从上海开始开通地铁开始至今使用轨道交通次数约为八百余次，坐过站约为三到四次，误站距离为每次一到两站，而在梦里，乘轻轨或地铁的梦发生过约五次，错站率为100%，误站距离难以估量，全是开往往郊区的延伸段，一条线路大约有四五十个站点，沿路除了稀稀拉拉的化工厂和废墟一样的现代农田，半个人影都没有。

b. 行文缺乏耐力，记忆不够强盛，这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的弱点，而在几乎所有涉及到这些功能的梦中，情况则大有改观，使得自己醒来的几秒中内又叹息又兴奋。

c. 在疲惫的时候还是不太敢看恐怖片

d. 有的时候像章鱼，有的时候又变回各式各样的猫科，更慎人的是，有时又变成了一头公牛

浑身发抖的经历除了在性高潮的时候，还有那么几次例外的情况，有一次在外省，但我相信那次可能还有着某些遥远的神秘的原因，还有两次在上海，这种感觉令人头晕目眩，毛孔都竖立起来，看见黄油和辛香料就想要呕吐。以前从来都没有过，而这个一月，二月，三月，先后经历了三次，心理到身体的反应从来没有如此迅速过，但我觉得以后不会再有了，至少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一种安慰，我明白了一些道理，而不是一些事实，再次想起的事实就是历史，她只是一个爱装扮的小姑娘。我并不是想和任何品德伦理搭上关系（不论好坏），相反，我的狭隘固执过分敏感凸显的让自己感到不舒服，而且有些话，不论是对人说，还是放在心里，都会使其走样，所以我庆幸我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我如果能理解他人，这不是德行，是为了让自己幸福。 

用来垫鼠标的是硬封面的《情感教育》，上一篇瞄的是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另一本在边上的是歌特小说选，文本的作用使力量向内，人的作用使力量向外。比如小列文穿着连帽衫东张西望时，小史越在床上敖敖嚎叫时，小孩子总是不太使用语言而最擅用表情的动物。有些时候，其实还可以依稀看见自己身上残留的这些执拗而奇异的东西。这样说起来好象真的有点恬不知耻。至今为止，与我的童年相比，我本质的所有东西，都还没有变，唯一的区别是我现在也许可以和另外一个人共度日夜，而小时侯则是和我的猫，或者是一只睡梦中正沙沙咀嚼着桑叶的蚕宝宝。

“我看到曾是美好的贝亚特丽丝的怵目的遗骸，看到我自己暗红的血的循环，我看到爱的关联和死的变化，我看到阿莱夫，从各个角度在阿莱夫之中看到世界，在世界中再一次看到阿莱夫，在阿莱夫中看到世界，我看到我的脸和脏腑，看到你的脸，我觉得眩晕，我哭了，因为我亲眼看到了那个名字屡屡被人们盗用、但无人正视的秘密的、假设的东西：难以理解的宇宙。”

 

 

“哼。坐下好好儿的听着。   嗯 嗯。。。我是个绝望的六个孩子的母亲，嗯 绝望的绝字儿怎么写？”
    女儿：一个绞丝儿
“是啊我知道，可写在哪边儿？”
    女儿：左边儿
“呃。。。我写在右边了”
    女儿：右边是个色
“啊。这我来改“我是个绝望的六个孩子的母亲最小的孩子只有三个月我 离开了我的丈夫。几星期来我病倒在……哼！哼！哼！床上。我困苦不堪一筹莫展被世界所抛弃。我让我心爱的女儿前来府上求援深信能获得您的同情
恭请福安。巴丽匝夫人上。”

破例了。今日因病没有出工，长沙卡欠费也停机了，在酒店大堂的电脑里看孙道临辞世的新闻，上海的天气也是灰蒙蒙的。前两天和姜彤说到上影厂那帮疯子做译制片的历史，他还学了孙道临在王子复仇记中一段台词，那一天晚上其他人花了七个小时整了一个镜头。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去了又来的。

自动扶梯向下深入，总是会有一股热带水果的气味，混着面包香，烤肉脯和卫生清洁用品的明亮气息，窜到正因冷气而收缩的鼻腔内。每次路过水果区，我都迅速的扫视一下那堆巨大而丑陋的榴莲。我知道，我明明再也不会吃榴莲，但身边的人却时不时的提议或者直接当面食用，使得体现的效果，好似进入到了电影领域的negative reversal状态。我的恶心症状在这种时不时地紧绷和警示中慢慢地消失了。后来我发现，至始至中地拒绝一件东西，显然是相当伟大的举动，坚硬如磐石的意志，总是离我很远，总是在晦暗的对岸朝我这边吐舌头，做下流的手势。但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自卑的，我站在软弱的人情味的这边，站在互通有无的糊里糊涂这边。

 

 

 

 

那次在七十六路公交车上遇见L，他是作为一条并不怎么重要的线索存在，但又却像第一人称。他和我并排站在并不拥挤的车厢内，两条胳膊悬挂在高高在上金属把手上，那时的七十六路的外壳有着上海牌轿车报废后的天蓝色。我不告诉他去火车站的理由，他也不问，很好。下榻一家火车站旅馆时，天色晦暗，我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把前来此地的目的，路途的颠簸，父亲的形象，全忘的一干二净，连性欲也是一点没有的。那些神秘的邮包，粗糙的语文试卷纸，劣质的巧克力，把我狠狠的抛掷到了屋顶，接着我感觉自己木纳的就像一块泡沫塑料，没有质感，也没有声响的落在床的中央。L在面前，就像消失了一般。我把他当成自我无视起来，但他一张口，一看我时，我又把他当成亲密无间的人，那种纯粹形而上的距离。我什么都交给他做，我放心，因为我只想休息，深度的摆脱关于因果的思考。最后，他开始帮我整理包，并带我走出了旅馆。

那是那一次。

最近一次我没有搭车，L很多次作为第二人称或者第三人称出现在迎面的人群里，但很快又消失了。我被一种莫名的，不想搭理别人，憧憬着隐形的念头冲击着。我要变成一阵北风，在L看不见的前方将他拦截，他抵挡不了，他手里拿满了我的包裹，他的双脚沾着生煎店门口的泥土。就在这时，雨停了，我的呼啸随着身体的下降而消失。我湿辘辘的站在了L面前。 在我隐形的那几秒之后，他终于看到了我。

然而这却使我感到很羞愧。

 

 

福楼拜

发自威尼斯的信：“没有一次性交”。发自罗马的信：“我守身如玉”。发自那不勒斯的信：“我在那不勒斯做爱还行”。

 

司汤达

十九岁，说起了某热内夫人，“自从有人告诉我，像操猎兔狗一样操她的时候她很迷人，我就想要她了。”说到另一个女人，“自从我把她当成可以操的女人，我就爱上她了。”别的地方，“除了从R来的D女士（我每周插入一次），我纯洁的就像个魔鬼，所以我长胖了。”还说到里昂的一个女人，“我觉得我们两都很快活！”

 

我原来一直以为大文豪多多少少都有点阳痿的。

 

我对那一次想象中唧唧喳喳的女性主义研讨会毫无兴趣，于是当然也没有前去，而是吃下了一只大菠萝，迷迷糊糊去了工作室，碰巧撞上放映《夜与雾》，我拖了个小椅子，在一旁又看了一遍。关于战争，我所知道的，实际并不具有任何所指的意义，雷乃叙述中那句战争倒也成了现在年轻人的玩笑，说的有点肝肠寸断的味道，那组他“我不为此负责”的蒙太奇，变成了一个个生满铁锈的巨大问号，把人心钩住，不为之反思，为之所动，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但我明白。即便我为之所动，那种面向巨大创伤和裂痕时所产生的感伤，却会显得遥远而渺小，那种体恤的深刻程度，永远被架在照片和影象之后。倒是那时读罢《一弹解千愁》，忽然间才使我恍然大悟，它给我造成了关于对另（同）一种战争的不置可否的认同。对于这种两性关系相互吸引而抵御的战争，对我来说，它居然显得无可批驳，我也不想大谈女性的坚韧，因为我不并认为这点是一种美德，至少我承认它不像说的那么好。一旦我自己打心底里这么想，那么王尔德的“爱国主义是种邪恶的美德”也就没什么值得探讨了，但不同的是，对于爱国主义，大多数人是处于一种持续的假性牺牲的状态，而男女关系则要显得立杆见影的多。逻辑是个有个的逻辑，如果要用历史观点来做据点抢夺女性在直行灵长类漫漫进化生涯中所失去的暴戾，那一切权力看来都是不可信并且不可承认的，这样的逻辑多好，可惜我和女权一点也沾不了边，其实我是多么喜欢温顺而坚韧的女人啊，这样的前后矛盾使我也感到诧异。这就是为什么，我居然在看《卡斯特洛的女修道院长》那种小说时，发现伊丽那最后偷了士兵的短剑，把信交给士兵，我也那么爱他，然后把剑插进自己的心窝，为此结局感动并得到精神上的解放，而把司汤达的控诉和控诉和控诉全都忘在脑后了。尤萨纳尔的那筒子事还不是靠一枪爆了脑袋，解决了所有的事。带来痛苦的德性，就让它自然横行吧。我也愿意爱护那些人，连同我的祖辈们身上所带下的那些弱点，消受伴随战争的甜蜜生活，因为我是糟糕的不思进取的女人。

 

 

 

在茫茫宇宙的两端互探洞悉，打着挥散在尘埃里的信息，仿佛两个外星的文明，两扇隔相对望的窗子，孩子用铜面镜互相照射太阳的反光。

它有时候就像这些自然之物，亘古不幻，自栖其身，蕴藏在日月星辰中，储存在年轮里。

 

阿忻没有来参加期末考试，他浑身上下发了水痘，我根据我父母的叮嘱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每天上学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要从街对面绕开走。但是这些天我有些烦恼，因为没有人和我一起消磨在路上的时光，放学经过矿石工地的时候，会停下来犹豫，毕竟一个人在黑糊糊的矿石上爬来爬去是件太孤独的事情，于是我继续往家的方向走，一路上即使流连却也没有兴致和主意再停下。过两天就要放暑假了，我决定再忍受几天，等阿忻的病好了，我就不用老是一个人了。

邻居家几个老妇人神情黯淡地从我家走出来，嘴里讲着什么“都是派好的”这样的话，我看见奶奶和妈妈在花园里点蜡烛，花园中央原来放我的小躺椅的地方放着一张用黑布蒙着的桌子，上面有些刚摆开的蜡烛。我似乎闻到了一股像昆虫被拍死时发出的奇怪味道，混合着红蜡烛和花园里兰花的香气，让我有一阵晕眩。妈妈过来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把书包给她，她说，去看看卫卫头太奶奶吧，她过世了。我一面将手里的书包给她，一面惊讶她对我下达这种不可违背的命令。我一时间并不对太奶奶的过世感到震惊，因为在上周日的傍晚，我看到卫卫头太奶奶在用草纸磨磨蹭蹭的擦她心爱的猫拉出来的屎，我觉得这是某种预兆。但我母亲说“去看看她吧，去吧，没什么好怕的”，让我觉得不可接受，我又重新闻到那股昆虫被拍死的味道，在我走进后客厅的时候变得越发浓重，但跨进后客厅的时候忽然变成了一股老松香木的味道，反而没有了那种臭味。我父亲和小叔站在一边，后厅中央拉起了一块白色的布帘子，“按照习俗”我父亲对我解释，“在家里去世的老人要在自己的家中躺三天才能送去殡葬”。他是在告诉我“你走到帘子后面，就可以看到已经死去的卫卫头奶奶了”，我有些肌肉僵硬，想尽量把视线从白布帘子上转开，但还是清楚地看见它后面那张小钢丝窗和躺在上面的那具尸体的轮廓，我使劲松了下喉咙，仿佛若无其事的对父亲说：“哦，我肚子有点饿，我去奶奶那里吃点松糕？”就在这时，小叔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小叔穿了白色细棕格子衬衫，脸色红润，精神熠熠，好象刚从得了钱的牌室回来，他说太奶奶死时又干净又安详，跟活人没有区别，你应该来跟她打个招呼。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拨开父亲和小叔身间的空隙，走进帘子后面。那一刻看到的卫卫头太奶奶并不十分清晰，也许是紧张过度的原因，看到尸体的那一刻并没让我原先的恐惧加强，一切看来也不过如此，特别是在不眨眼死死看着她的时候，小叔说的似乎没错。短短几秒钟后，我走了出来，看见奶奶红着眼睛跟我母亲有说有笑，初夏的天暗的很慢，现在还能看黄澄澄的被拉长的夕阳。我深呼了一口气，忽然间，我又闻到昆虫被拍死的味道，那味道让我之前莫名的恐惧又重新回来了，我感到背后一阵凉，回想之前与尸体短促的相对，我顿时感到有些异样，我感觉卫卫头太奶奶的手像是拽了拽白色的被单，或者，她紧闭的如锡纸般薄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我环顾四周，家里的人都在忙碌之中，点蜡烛，烧纸，念经，搬桌子和椅子，似乎没有人管我，管卫卫头太奶奶，还有……那只猫！我的视线迅速瞥见它在屋顶上蜷着身子一动不动的样子，它就在那儿，像一尊雪白的雕塑，它好象在看着我，深蓝色眼睛很久也没眨一下。我再也受不了了，径直朝坐在一边无所事事的爷爷奔去，对他讲期末考试语文试题的内容，企图找到一个人打破我和这些奇怪的东西所围成的这种令人害怕的沉寂。

我的老天，在晚饭后大家都回自己的房间，我又一不小心落了单，然而在回房间的路上我必定会经过卫卫头太奶奶躺着的那个后客厅，我屏住气一路穿过花园走廊前客厅和后客厅，最后的那个地方我几乎是闭着眼睛冲过去的，到了房间里，看见衣橱镜子里的自己，脸色惨白，气喘吁吁。等镇定过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我的房间是离后厅最近的一间，我推开房门一道缝，看见了她伸出的半截柴瘦柴瘦小腿，白天的时候她的腿是露在被子外面的吗？更糟糕的是，不知道是谁的主意，居然在那里按了一盏冷光节能灯，可以想象在这种灯光的照射下，太奶奶的脸将是何等的惨淡，我不能再想这些了，砰地一声关上门，上了锁，把收音机打开，放那些我根本不在意的晚间流行音乐电台，我开的越响我越是什么都听不见，只到我母亲进来把我训了一顿，关了收音机，我才爬上床把自己整个蒙在被子里，后来可能是太累了，我并没有做什么噩梦，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的很香。

第二天起床后，梳洗和吃早餐时我的动作明显加快了许多，吃完最后一口面包，就拎起书包冲了出去，远远地还回头看了眼，妈妈和奶奶好象在给太奶奶擦身，我觉得刚才吃的所有东西都已经被蛔虫吸走了。

昨天还是那么反感去学校，今天倒是转变了很多，即使没有阿忻一起玩，离开家去学校也是件美好太多的事情，但唯一另人沮丧的是，考试全部结束，今天去只是宣布些无聊的总结，也许半天就放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总不能在太阳大好的一两点钟蹲在有昆虫臭味的花园里捉蚂蚁玩啊。所以整整一个上午，我灵魂出窍般的考虑如何尽量避免回家的办法。然而这一刻终究是到来了，十一点半就放学了，我该去哪里，是不是应该去找阿忻，不过他的水痘也许还没有发好，如果我去找他我就会被感染到，我回到家后，家里人也都会被我感染，最可怕的是，如果卫卫头太奶奶也被我感染了，那父亲会不会罚我在她身边守夜！谁知道呢！结果，我就在苏州河桥上呆了一下午，至于干了些什么，也许就是捡碎石片打水漂，经过了这一下午，也许再也不会有人再桥上捡到一片薄石片了。傍晚的时候回到家，吃晚饭，假惺惺地帮家里出去买酱油，闭着眼睛回房睡觉。这是第二天。

第三天学校提早放假了，我母亲从邻居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再也不能瞒着他们去学校，但这一天呆在家里是我最最不想的，我不愿意亲眼看到已经死了三天的卫卫头太奶奶干瘪的甚至可能已经发臭了的尸体被抬出客厅，抬出院子，装进那种形状的棺材盒子里。而且他们一定要我打扫她被搬走后的后客厅，如果在那里发现了一根头发，或者一只她的小布鞋，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件多么灾难性的事，天知道我会被吓出什么毛病，也许会被吓出小儿麻痹症（其实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病），也许也会是水痘。我内心局促而外表安静地呆在院子里看《安徒生童话》，什么也没看进，一抬头时又看见卫卫头太奶奶的猫，这一回它的眼睛又变成了金黄色。就在全家人在后厅手忙脚乱的抬她时，我听见花园的墙外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是我的幻觉，不是，是阿忻，我的天那，是阿忻，他的病好了，他在召唤我那。我仿佛如得到救赎般的欢心雀跃，将书扔在了被搁在角落的小躺椅上，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

阿忻的脸上多了几个麻子，我跟他跑上矿石工地上滔滔不绝的讲了卫卫头太奶奶的事，编造了一些我臆想出来的情节，阿忻半信半疑睁着眼睛一声不吭地听着，我讲了整整几个小时，一直到五点时对面的居民区一齐飘出烧小菜的香味，我如同忏悔过了一般身心轻松，和被吓傻了的阿忻在路口杂货店告别。

我跑进花园的时候，地上多出来一些纸屑，奶奶和爷爷坐在空地上慢悠悠的摇扇子，母亲在厨房烧晚饭，父亲在花园的水管边冲凉，小叔则无所事事地在枇杷树下面断断续续唱“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我自己”，我的小躺椅被重新摆了出来，上面的那本童话已经不在了。小叔后来也不唱了，花园里没有人在说话。我躺在我的小躺椅上，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幸福。

 

“……在我们的四周充满着恬静，安谧，神奇无比的幸福，一种类似于死亡的状态。”

 

 

相比起马尔罗的中国，我倒觉得伊文斯来的更加生动，也更加有童心。他晚年把自己放置在沙漠中完成风的故事，神情疯癫，活像从《乱》里蹦出来的老头，长发迎风狂乱的飞动，老年斑和黑色素沉淀的银灰色的下眼睑都让我觉得心潮澎湃。老人自然有老人不可抗拒的好，旧书也是一样，大面积简单色块所拼接出的装帧配合纸张边缘如同被烤焦的玉米叶的深褐色，叫人感觉香脆。四月将迎来更好的季节，但花粉过敏，流行性感冒，和夜无边的体力搏杀总是随伴而行。白天的书馆因为恰好的阳光对纸张霉菌进行了催化，使得即使是之后走到室外的时光脑子里都充满着那些旧时美术字的标题。我在想两部名字关于夜的小说的作者时，时间已经被压缩在了一个电子振动的爆破音上。凌晨的时候搭车回舍，一路上脑子里再也没有了仍和有关形象和节奏的概念，穿过祖国故乡世界第一弯的时候，就只顾一个劲地说，妈妈米亚，天这么快就亮了，妈妈米亚。

漫长的注视，迟缓的移动，将远古与未来压缩成一个暂存的动作，形成了一种关于差异性的恐惧，宁静却又充满着凶兆的寓意。胆小与凶猛在晨雾蔼蔼之境悄然互换，那一刻我又是多么沉浸在负值的世界。

与这些动物相对却另我想起了一些旧时光，童年时期在梦魇中搜寻牙仙的形象，至时却被摇醒，父女两见到一条褐色花纹的蟒蛇安详自在地游进床底，后来我被赶了出来，大人们总以为蛇会伤人，我从窗户里看见它从床底慢吞吞地钻出来，爬上白色的墙壁，笔笔直地竖在墙面上，腹部紧贴，一副要蜕皮的摸样。在花园里百无聊赖地看着鱼肚白泛上来，日出，明媚的早晨，在那些男人的簇拥下，它终于被扛出屋子，在太阳落山前也许会有个像桃桃母亲一样的神经质女人，心惊胆战地将它买回去，切成段状，废除让她惧怕的蛇型，烧成一盆美味的菜肴。它却仍然美丽并宁静着，有力的身体并不狂烈扭动，睁着一副自若的眼睛，让我想起眼睛王蛇吞下赤练蛇时的神情，蕴涵着一股温和的杀气，并将邪恶不动声色地释放出来。

 

 

我在可能的世界。

傍晚在J影院遇见了布洛克与奇奇，布洛克头部的阴影出现在了金吉佛里德的《礼帽》一开头的那双脚下。我用爆米花扔他，他和奇奇往后张望了好一会儿。结束后，在影院出口挥手相遇，我才得知他们两人已经结婚了。奇奇的唇边仍能依稀看见粗黑的胡子茬，但他甚至还画了烟灰色的眼影和浆果红的口红，穿了件马可奎恩式的小黑外套和红色小领带，把自己打扮的性感可人，布洛克仍然一副恭敬谦逊的摸样，说话时一直紧紧地握着奇奇那只细长的小手。他们结婚时身处西属撒哈拉的北非，是三个月前的冬季，而我则在S城，在那个取暖设备出了问题的小阁楼中忍受着阴冷和无奈，于是只能整天去市立图书馆泡着，或者去玛丽连梦游的咖啡馆写作，另外就是去海洋馆和昆虫馆看动物。在海洋馆的中央通天大厅中摆设着一只巨大的抹香鲸模型，在那只鲸鱼肚脐靠地面的位置，总有一股不知是从哪出来的热烘烘的气流，我就习惯坐在那下面，等待中午的太阳从玻璃天顶垂直射入，便可以整个人暖暖地从地上爬起来，去海洋馆边上的清真餐厅吃牛肉干拌面。

也许是我的这段无所事事时期所囤积出的能量促使了这两个人在那个遥远而干旱的地方的那场仪式，我总算明白了那段时间里，为什么一看见我舅舅和阿杰在杂货店里接吻，我就会感到心事重重。

后来在我舅舅的葬礼上，我看到他的女儿一边哭一边仇恨地看着表情呆滞的阿杰，而我本来以为，这应该是一场谁与谁的婚礼。我与布洛克和奇奇道别，一路走回小阁楼，隆冬总算是过去，取暖设备的事可以等到明年再说，可是刚才的两个小时里，下起了一场小雨，街道湿润并夹带着夜色的冰凉，即使是在南部沿海城市的初春，一切看来，仍会是还停留在旧一年的季节之中。

 

整个城市就像被盖上了一层污浊的灰色雪纺纱，在c街接近河岸的那一段开始，一切景象均回到早期工业时代的东京路码头。东京路在我爷爷那个时代是日租界地，从红里往摆渡桥开始数，依次是纸厂，面粉厂，模具厂和棉纺厂。颜色依次是褐黄，墨绿，孔雀蓝，和灰黑，棉纺厂在解放前发生过两次火灾，后来重新粉刷成了乳白色，九十年代初又着了次火，一个女工在里面被活活烧死，拖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副干小的黑色骨架，而那天我正和我爷爷在红宝石面包房买刚出炉的蛋糕，就听见身后开始人群骚动，回头就看见巨大的黑色浓烟拌着偶尔可见的红色火光冉冉升向雪白的天空，漂亮至极把我怔住了。从那以后我对灾难都有了一种崇敬的心理。今天站在这里，只能靠外形的高低勉强辨认出这几座工厂残骸，浓稠污浊的空气让我已经看不出它们本来的颜色，而厂房身后造起的矩形高楼也因浓雾的关系消失的无影无踪，稀奇的很。爷爷现在的耳朵也许真快听不见了，上一次去看他时，要提着嗓子贴在他耳朵上把词一个一个喊出来，柿－子－饼－很－好－吃，爷爷咧开嘴笑着不停点头。

形式：自杀

内容：咬碎氰化物胶囊

纳粹德国的占星小组也帮不了他们的元首，于是元首只好和心爱的女人数一二三一起吞下氰化物小胶囊。一桩由一个反万字符号引出的灭门自杀事件的告诫：不要盲目崇拜大主教。（的权力）

形式：忏悔

内容：吓唬小孩

神父（对男青少年）：“最近手淫过没？手淫是有罪的，只要你一手淫，你看，XX圣徒就会流泪。”（男青少年的右上方的圣徒塑像）

男青少年（与圣徒像对视几秒钟）：“那就让他哭去吧。”（内心音效）

我所认识的波波斯基，与老苏有点相象，但又不像老苏那么地外在：天天跑到大街上去找别人麻烦，偶尔陷入思考，便竖立在马路上一天一夜，直到太阳升起时方才醒过神来，那时已经是战场。我所认识的波波斯基，只是常常在家锻炼括约肌，也从来不烦邻居，周末跑到图书馆找治漏斗胸的偏方，有一次他终于在大广场上见到了尼克尔僧，便扯开喉咙歇斯底里地冲着他喊：“你尽管放马过来吧！旁修斯彼拉多！”最后还是一边拿了他的签名，一边痛恨着自己的无能。

波波斯基死前一个月刚从精神科转出来，可在家疗养期间，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从不与人说话，只是偶尔对着家中的那盆羊齿草喃喃自语，他还特地在遗嘱上嘱明，一定要在葬礼上给他念三遍兰波的《地狱之季》。

 

 

贝类的记忆系统，一次旋转对应一个圈，两次是两个，三次仍是一个。

 

让艾什诺兹那段与我的记忆混淆的描述，请务必要记下来：

“大船歪斜地将他们的形象切割成了两个。它像解剖刀一样劈开大海，而海水在它的后面又合拢起来。航迹的那些白色凸起部分渐趋减弱，消退，海水也渐趋于平静，直至恢复其变幻不定的，波纹滚动的光亮水面，同时，也以高速摄影的方式再现了一个创伤的演变过程，一个创伤的愈合过程。”

 

 

我表哥新婚的妻子，我在前文曾经提到过，她的鼻子长的十分奇特，巨大而粉嫩，近处观看时就像在脸中央挂了一个阳具。我和她现在算是亲戚了，可是每次见到她总是有种莫名的厌恶。除了长相方面的缺陷，她声称还笃信天主教，她把圣母像放在一个由透明玻璃和磨砂玻璃组成方格图案的橱内，每天在她女儿吃饭的时候（她女儿的生长惊人，短短几个月，已经长成了五岁左右儿童的体貌，就连智力也相当），独自一人打开橱门，伸出左手，在圣母像上乱摸，闭着眼睛喃喃自语。我每次路过表哥家时，总是不想进去，而她则每次都出现在窗口，垂着鼻子招呼我上楼。上一次进去时，我看见她的女儿正坐在窗口吃午饭，我过去跟她打招呼，看见她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些碎瓷片，于是我猛的回头看她的母亲，一时间都无法确认她到底是谁，因为她的鼻子好象从脸上剥落了下来，她现在，有了一双细致精巧的小鹰钩鼻。

我的一个远方亲戚在我很小的时候来过我家，在花园里他教我画锥型交叉体，教我透视和初级的美术，后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互画对方的面相，我看到了他画我的那张，生气的责问他为何将我画的那么丑陋，他说你的父辈们就是如此，于是他便从兜里掏出小本子，对我念起来：他的鹰钩鼻使他看起来真像一只鹰。他的前额高耸凸起，两鬓头发稀疏，但其他地方则很浓密。两道浓眉在鼻子上访几乎连成一字眉，长长的眉毛杂乱蜷曲。他的嘴巴，或者说我在他骇人的唇髭下看到的那个东西，露出一种残酷的表情。鲜红的嘴唇显现出，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有一股超凡的生命力。念完这段后，他被街巷里的声音唤了出去，我拿过那张“我父辈的画像”仔细端详，逐渐找不出任何与我相象的地方，我惊恐万分，将纸揉成一团，跑出花园。

我看见我的远方亲戚在巷口被几个漆黑的人影堵住，接着他的脑袋就像鹅卵石一样被按着撞到了煤气公司的外墙上，这样的声响，大约莫持续了有十多下。

“假如说我那时为你担忧（当然也只是在我的头脑中），知道你在生病，那么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现在我只想着我的疾病和我的健康，当然这两者（甲也好，乙也好）都是你。”

在抵达S城的前一天，我在长途汽车上拣到一只深色的旅行包，那时候我正睡醒，在前一个大站下去了许多人，醒来时车厢空荡荡地疾驶在黑色的公路上。这只旅行包在我边上的座位上静静地躺着，我极力回想之前坐在我身边的那个人，也许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略微发福，坐在我边上时一直将这只包抱在怀里。然而，现在，他并不在车厢，除了这个包，只有前排几个稀稀落落的乘客了，我撑着脖子看着这只散发着石灰味的包。我后来还是打开了它，里面有一些无用的空塑料带，红色的，白色的，一叠被卷起的报纸，还有一个化装盒那么大的木头盒子。凭着在大学时修过一阵动物医学的经验，我认出了箱子里那个类似灵掌类动物的头骨，那是一只成年风猴的头盖骨，呈色发黄，脑门上有一条明显的裂缝，头骨的四周垫着一些干草。我将这些东西一统拿出。现在包底除了一把老式驳克枪躺在那里，已经空无一物，我把东西一一放回包里，拉上拉链。转头再次看了看窗外，除了车内昏暗的车灯，我仿佛又跟着一个不存在的司机，驶入了一个山洞般的地带。我打开自己的包，拿出那板司帕沙星，重新拉开那个深色旅行包的拉练，将它放了进去，同时，我从旅行包中拿出那把驳克枪，仔细检查了枪的各个部位，没有子弹，扳机已经软的扣不下去，我将它用报纸裹好，又放进了自己的包内。它毕竟让我想起了父亲在西双版纳时，猎杀马鹿的那段日子。

 

我和女朋友爬上巨型的游艺天梯顶部，百无聊赖地开始啃指甲，另一只手像猩猩一样钩着铁栏杆，我想要是一失足，就会摔到几十米以下的水泥地上，脑浆就像美杜莎的头发一样喷出来。女朋友一丁点的恐高症都没有，她在我左边，和我面对面趴在铁管子上，还时不时在空中荡起一只脚来，另外三面天梯上也零散地吊着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我和女朋友说了些关于细胞分裂和染色体的话，女朋友病泱泱地看着天梯边上的那个蹦床。有两个法国人跑到蹦床边要试试身手，边上还有一个秃顶的中国教练在教其中一个人怎么跳上蹦床，那个法国人照做了。他真的在橘红色的蹦床上蹦了起来，越蹦越高，都快到了我们的视平线。最后一下时他蹦的太卖力，角度忽然偏转，我扭着头看着他的身体像挑战者号一样越过我的头顶，到了最高点后，头反向直直朝地面向下冲去。我立马转过头死死闭起眼睛，我在等待那记窒息的声响，两秒钟后，巨大而沉闷的怪响划破我的耳鼓膜。女朋友伸着脖子说哟，好多血，她开始往下爬，说要去看看，我则一直在等保安和警察过来把尸体搬走，我决定和女朋友分道扬镳，我并不是很想看那些油腻腻的脑肠。后来天梯上差不多只剩我一个人了。因为没有人上来告诉我是否已有人把那具法国尸体拖走了。

我想起了另一个梦，我想此时若是能像他梦里发生的那样，走着走着忽然就到了原本不存在的河边，那么我也不用一个人呆在高高的天梯顶端了，也许我现在正趴在动物园的长凳上，同样是绿油油的铁管扶手，我离地面却只有几十厘米，还能闻到被青草稀释过的马粪味，和一阵阵无比清淡的崭新皮靴的味道。

 

 

今天腿上出现了一些像从包法利夫人嘴里吐出来的黑色液体，我起先以为是墨水，后来又觉得像柏油，就用手指将它抹掉了。

我靠在长途汽车灰蒙蒙的玻璃上，借着那种异常熟悉的暗橘色路灯灯光，仔细地端详这只手指，一圈圈的指纹沾上了黑色的液体，变得格外清晰，像海螺一样吸附在我的指尖上，并把我无限拉入到一种空荡荡的回忆之中。暗橘色的路灯上一次如此清晰的出现，是在儿时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中，它代表夜晚街道上摇晃行驶的旧式公车，公车的尾部没有座位，只有一根长长的扶手和一块巨大而肮脏的玻璃，透过玻璃，能看到两根一同摇晃着的电线辫子，电车开启时，会有辎辎的电流声。电车司机如死尸一般的驾驶着一辆永远不靠站的车，经过一个装着高大铁门的深邃庭院，我看见一个穿着黄色的尼龙茄克衫的男人，在铁门里面向我挥舞着双手，好象在企求我的营救，我呆滞的站在公车的尾着，看着那个男人离我远去，但经过了很久，我仍然能够看见他。

他是我的父亲，他穿着一件黄色的尼龙茄克衫，朝我挥舞着双手。

我将这只手指放入嘴中，味道有些涩，我低头看了看小腿肚，那滴黑色的东西仍然还在，我没有再去碰那个地方。我实在太累了，靠着车窗睡去，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离家不远的加油站，我向外张望，远处公路上没有路灯，四周被惨白的加油站的冷光灯所包围，加油站那一头，有一个男人提着一个塑料瓶，朝这里走来，他穿了一件褐色的条纹体恤，肤色灰黯，走路的时候懒懒散散，像是没吃饱饭，这时候车子已经开了起来，我重新窝起身子，困意浓浓，仿佛在路上的时候，我永远都醒不过来。

 

 

我到达每一处时，都住在一个像寺院一般的地方，那一次，大院里还供着一尊奇怪的佛像，那佛像长的四颗脑袋，二十条臂膀，整个寺庙空荡荡，好象我还是头一个住进这里的人，第二天清晨，如同所有以前的清晨一样，起床推开门，不知道是否还在继续昨晚那个无法与路希安一同上路的梦，头脑发沉的跨出房门，总能看到路希安从走廊的另一头睡眼惺忪的走出来，我们就这样相对而遇，可是如果我们在那打算好马上一起起程，那么我们就必定走不成，我每次去行李托放处拿我的包袱时，总会阴差阳错地走错路，这次的托放处长的像一个墓穴，按照记忆，它是在最靠外的那条环山公路边的某个岩石洞口，可是我从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是看不到什么洞口的，最后还却是会绕进一个走下台阶的胡同，那里没有什么行李托放处，倒是经常走有带着小孩走过的中东妇女，戴着浅绿色面纱，恐慌而羞涩的从我身边匆匆擦过，我只能灰头土脸地回到寺庙，再一次告诉路希安，不行，没有办法。我们又只能各自打消这个念头，一先一后的离开，在下一个目的地碰头。最后在一个叫作D的地方我和路希安先后遇到了一个占梦师，那里是已经靠近沙漠，他告诉我们那个篡改我们双眼所见之物的巫师已经死与于他的械斗之中，是的，我们都看见了他提着的血淋淋的包裹，他还说，虽然你们的咒语暂时得到了解除，但在他死后三天之后这咒语将会复原，并且永远不得消解，除非我们把他的头颅在这三天之内带到K城，将它贡放在阿尔码忒亚的坟墓前，不然你们将永远无法同行。那个巫师名叫福玻斯，和被阿尔码忒亚出卖以及同时出卖阿尔码忒亚的神名同名，我问及占梦师的姓名，他摇摇头，蹲下来，在沙子上画了一个太阳一样的圆圈。我早就看出路希安的想法了，是不是太奇怪了呢，不过我悄悄跟他说，这没什么，就像传说中的阿客耳为什么与阿捷赫如此相象，这一切恐怕只是个巧合，没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同行更重要的了。

于是，三个人拿着福玻斯的头颅，朝阿尔码忒亚坟墓的方向走去。

因为头颅沉重之极，我们轮换着捧在手中。

060520

两点三十八分，这块康斯坦丁表来自南部的跳蚤市场，表面已经破损，没有秒针，我最后在212教室坐下，讲师是优西比乌，旁边坐的是那个基督徒小姑娘，她在喝一种乳状的灰色饮料，里面还有豆蔻颗粒一般的东西。外面的空气稀薄，误认为那是神经性中毒导致的呼吸困难，然而不是，讲师此时站在很远处，这段间距，足够可以放下一个标准游泳池。
当阿里乌在安提阿卢奇安底下受教时，他与另一位卢奇安的神学生成为好朋友，此人名叫尼哥迷底亚的优西比乌，后来变成很重要并有影响力的主教。